1949年的上海黄浦江边码头，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，上海城里乱作一团。
有人往台湾跑，有人在原地观望，还有人趁着最后的时间把能带走的全往船上搬。
可62岁的银行家李铭却没这么干。
他去银行做的最后一件事，是把账目整理清楚，资产逐项移交。
存款是存款，票据是票据，房产是房产，一笔一笔写明白，全部家当价值800亿，原封不动地留在了大陆。
自己收拾的那200根金条，是他这些年攒下的私人积蓄。
他这一走，就再也没回来。
去日本学回来的银行管理
李铭1887年生在浙江绍兴，家里是做钱庄的。
钱庄那年头是门祖传的生意，靠的是地方人脉和口碑。
李铭的父辈就是这么过来的，在一个小圈子里收收存款、放放款项、兑换银钱，世代如此。换一般人，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也不算差。
李铭不是个安分的主，15岁被家里送去杭州念新式学堂，接触了一批从西方传进来的课程和思想。
1905年，他17岁，下决心东渡日本。进的是山口高等商业学校，专门学银行学。
这所学校在日本是专门培养金融人才的地方，课程全按欧洲现代银行体系来设计，不是中国钱庄那套打算盘的路数，讲的是账务体系、风险控制、外汇结算、国际贸易融资这些东西。
光念书还不够，他还专门去横滨正金银行实习了一段时间。
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在亚洲最重要的外汇专业银行，往来对手全是欧美大型金融机构，业务全部按照国际标准操作。
李铭在那里实打实地跑了一圈，才算真正摸到了现代银行业的门道。
1910年回国，1911年参与接管浙江银行，次年出任上海分行经理。
在官商合办的体系里干了十几年，他觉得这套体制太拖累人，1923年索性自立门户，创了浙江实业银行。
银行开起来之后，他做了一件在当时中国几乎没人见过的事：把信用证制度引进来。
所谓信用证，说白了就是让银行做中间担保人，买卖双方通过银行来完成货款的条件释放，而不是靠关系赊账或者先付全款。
这套东西在欧美的外贸体系里已经是标准操作，在中国的进出口圈子里几乎是空白。
李铭把它推开之后，上海做外贸的商人立刻嗅到了好处——风险低了、交易规模可以放大、跟外国买家谈判也更有底气。
浙江实业银行的外贸业务就这么起来了。
他的客户方向也跟别家不一样。他主攻外资企业贷款，理由简单：外资企业还款信用有保证，赚回来的还是外汇，稳！
同期很多中国银行在盲目冲规模，靠关系放款，坏账一堆。浙江实业银行守着这批客户，到1936年存款规模达到5600万元，全国排名第七。
当“汉奸”——他直接拒绝
1937年，日军打进上海。
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，最终上海沦陷。日本人扶起汪精卫，建了一套汪伪政权，开始在沦陷区铺开经济控制。
金融系统是他们最先下手的地方，因为银行系统一控制，物价、信贷、老百姓手里的钱全都能掌握。
周佛海来找李铭了。
周佛海那时候是汪伪的财政部长，是个在官场上混了多年的人，上来先客气，请李铭出山主持金融工作，许官位，给好处，态度不可谓不诚恳。
李铭没有绕弯子，直接拒绝。
周佛海没死心，换着法子来谈了几次。日本那边也施了压，话里话外是：不配合，后果自负。
李铭的回应还是拒绝，然后是离开。
1941年，他通过美国领事馆的协助，秘密出走上海，辗转去了纽约，那年他54岁。
在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城市里，他一没投降，二没躲进租界苟且，选了最难走的一条路：流亡！
在纽约的四年，他没有闲着。国民政府在重庆，知道他的立场，邀请他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会议。
1944年，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前后，一系列国际金融秩序谈判密集进行，李铭作为中方代表坐到了谈判桌边，参与讨论战后国际货币框架的构建。
一个上海来的私人银行家，跟各国代表同桌谈战后金融格局，这件事本身说明他在国际金融圈的分量。
这四年的积累，也让他在香港的那批欧美金融机构里建立了直接的私人联系，这些关系后来在他香港创业时派上了用处。
1946年，抗战结束，他回到上海，着手重整浙江实业银行。
金圆券这一刀伤在哪
李铭回来看到的上海，跟他走之前不是一回事了。
八年战争把经济基础打得七零八落，物价像脱了缰的马，各地的货币秩序乱成一锅粥。
国民政府为了应对财政窟窿，先是拼命印法币，印到后来法币已经形同废纸，老百姓买几斤米要拎一麻袋钞票出门。
1948年，政府推出金圆券改革。
方案设计听起来逻辑完整：废掉旧法币，发行新的金圆券，规定它与黄金、外汇的固定兑换比率，同时强制要求民间上交黄金和外汇，不准私藏。
问题在于，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来支撑这套承诺。
政策一推出，短短几个月，金圆券开始迅速贬值。到1949年初，金圆券已经跌成废纸。
上海、南京、广州各地，老百姓把家里的黄金乖乖交出去换成金圆券，又亲眼看着那些纸变得一文不值。银行系统里，存款实际价值蒸发，信用崩盘，挤兑风潮一波接一波。
李铭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。
他在金融行业干了几十年，对这套体系的运行规律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他知道，信用这个东西一旦崩了，不是换个货币名称、重新发一批纸就能修复的。
金圆券改革的失败，根子不在技术层面出了什么问题，是政治权力在强行覆盖本该遵守基本规律的金融秩序，是政府用行政手段逼着整个市场接受一套根本没有支撑的承诺。
这让他彻底寒了心。
他不是没打算继续撑下去。浙江实业银行是他几十年的心血，从创办到做到全国前十，中间经历了军阀混战、日本入侵、货币动荡，他都没把银行搞垮。
这一次他清楚地意识到，一个职业银行家能在规则框架里做的事情，在一个规则随时可以被推翻的环境里，空间会越来越窄。
1949年初，局势已经基本明朗。解放军过了长江，直扑上海，城里的人各自做着各自的盘算。
200根金条的去向
离开上海之前，李铭做了一件在当时算不寻常的事。
他进银行，把账目逐项整理，资产移交清楚。存款总额是多少，票据账面值是多少，房产在哪里，设备怎么登记，清清楚楚，一分一厘都记在册子上，原封不动地交出去。
他没有卷走存款，没有提前把账上的钱换成黄金，没有利用自己的职位给自己多留一分。
他自己带走的200根金条，是他这几十年从薪资和分红里一点点积攒下来的私人存款，性质跟银行账上的钱完全不同。
这一点他分得很清楚。他后来对身边的人说过，那些存款是储户的钱，不是他的，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，这笔钱的归属不该变。
离开之后，他没有去台湾，也没有留在大陆。
他选了香港。
香港在那个时间点有它的特殊性。英国人在那里维持着一套相对稳定的法律秩序，金融业有它自己的规则在运转，不属于国共任何一方的直接管辖。
对于李铭来说，这是一个他能按照自己认定的规则继续做事的地方。
到了香港，他没有歇着。1949年，62岁的李铭在香港创办浙江第一商业银行，从零开始。
重新拉存款、搭团队、建客户关系，这些事他在上海已经做过一遍了，到了香港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市场里再做一遍。
那年头从大陆过来香港的工商业移民很多，带着资产，需要一家懂内地商业规则、又能对接国际金融体系的银行。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在这批人中间打开了局面，稳步扎根。
1966年，李铭在香港去世，享年79岁。
他这一生没当过官，没在任何政权的框架下谋求保护，没有用政治关系给自己的生意撑腰，走到哪里都是一个职业银行家的身份。
200根金条是他个人的清白，800亿留在原地是他对储户最后的交代。这两件事合在一起，才是完整的李铭！
资料来源
《民国银行业发展史研究》——中国金融出版社，2006年9月
《近代上海金融史》—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11年4月
《金圆券改革与国民政府财政危机的历史考察》——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，2013年
《浙江近代工商金融人物志》——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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